杨际开:中国是否误读全球化含义?

这就是中国人所理解的全球化。中国政府的法宝是人和土地,这两项是资本的最爱,政府提供这两项物件,供世界资本赚取最大利润,自己收17%的税,而世界资本的法宝是高新技术与管理。中共的管理是思想统制,资本的管理则是人的物化,人变成了机器。两者是有交换价值的。

我1994年年底结束在日本的10年留学生活,回到故乡杭州,目睹了这20多年来所谓的中国崛起,眼睁睁看这座渡过童年时光的美丽城市,变成一个房地产市场,看到城东的下沙变成了外商投资的所谓工业园区,看到省市各大专院校纷纷迁往那里办的所谓高校园区,一边是豪华的饭店式大学园区,一边是高耸的烟囱在排放烟雾。

在当局看来,大学和烟囱是全球化的两大标志,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个地方,是资本和人的最佳结合。其实,全球化有两个概念,一个是所谓世界体系论,主权国家是基本单位,这完全是西方中心的论说,马克思就是这一论说的教祖。另一个概念是反体系化,现在有个词叫全球地方化,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成功,让社会学的文化理论提出了这个概念。

近代日本最初是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,被编入了世界体系,但通过甲午、日俄两大战争,开始主动参与这个体系。日本的参与方式完全是日本式的,其主导思想则是清代著名思想家、新思维倡导者魏源提出的所谓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。他所说的“师夷长技”,是一个漫长的文化转变与再融合的过程。

我曾经问过日本明治维新史专家三谷博,明治维新对世界体系的参与,究竟是被动的,还是主动的。他的回答是两者都有。其实,我是不满足于这个答复的。从魏源的思路来看,他对鸦片战争的回应,是唤起周边国家的警惕,与中国一起对抗西方的入侵。他提出的对抗方式不完全是用武力,而是在文化层面的转变,导入民主制度。这是推动明治维新的幕府志士的理想。

明治维新以后,日本虽然走向军国主义,但这个魏源理想并没有完全泯灭。因此,日本得以摆脱天皇制绝对主义,完成了战后的复兴。这个复兴道路到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所谓泡沐经济,以国内生产总值(GDP)所达到的最高值为标准,于是有“失去的二十年”之称。

但事实上,从现在看来,日本失去了一个西方标准的富强观念,而赢得了反体系全球化的典范这个地位。目前,日本制定的对劳动时间的立法,以及地方创新政策,都在指向一种不同于体系化的方向,体现了一种成熟的全球化境界。平成天皇即将退位,他接见国民时,使用的是敬语,皇室所体现的亲民政治,获得了日本国民的认同。通过认同皇室的亲民政治,产生了所谓的国民,这才是国家观念的基础。

日本有个学术官僚中野刚志,10年前写过一本书,认为经济是通过国家主义来推动的。关键是国家主义概念的内涵,在日本强调的是国民,在中国则是国家。我想,目前的中美冲突也是对国家和国民侧重面不同所带来的。如果中国可以回到以人为本的亲民政治的轨道上来,中美之间会有融通的空间。

其实,在国民和国家这样的概念之外,还有一个人类共通的概念——社会。人类不同文明都离不开社会组织,19世纪后半叶,社会进化论风靡欧美,波及亚洲,于是西方式国家思想作为优胜劣败,适者生存的至上命令,主导了亚洲人的政治生活。

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提出了中立进化论的观点:人类的进化是突然变异造成的,不是决定论所说的那样,所以充满了偶然因素。还有生物学家福冈伸一提出了动态平衡的观点,每个人或国家都可以在动态中选择自己的出处。在日本,对人权的尊重,对个别性的重视,是有新的学理依据的,无视国际道德的本国利益中心主义,只会带来更大的整体性的毁灭。

从中立进化论或动态平衡的观点来看,所谓全球化并非西方中心的直线式进步史观,而是体现人类生存多样性和偶然性的亚洲主导的反体系全球化方向。这个方向所体现的价值取向,是文化的统合与政治的分权。在这个意义上,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等位于东亚文明的周边地区和国家,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发挥全球行为者的作用,给东亚文明带来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的安全观念。

日本在战后放弃了亚洲殖民帝国的地位,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安全。自古以来困扰中国的安全问题,在全球地方化的时代,其实正在消失。时时彩注册送88元网站可以回到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和解以及社会重建的轨道上来了。安倍主导的对华融合政策,只有他在位的三年。美国已有论者在《国家利益》杂志上发表题为《日本的中国接近为何失败》一文,日本媒体已经对此作出报道,日本政府有骑虎难下之势。关键在于中国政府的对外敏感度以及内外的政策导向。

(作者是中国杭州师范大学退休教师,现任职于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