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良平:再造中美关系的基础

基辛格博士是中美关系的奠基者之一。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,他不顾90多岁高龄多次访华,企图挽回急剧恶化的双边关系。他在2018年11月初访华结束时,半感叹半警告地说,两国关系“再也回不到以前了”。

在过去的45年中,良好的双边关系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基石,但这个基石已崩坏。要想继续和平共处,就必须再造中美关系的基础,重新定义两国之间的关系。什么样的新基础才能使这个世界上第一重要的双边关系,能够继续和平互利,并能有效地管控冲突、避免战争呢?

首先必须对大局有清醒的认识。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形成的挑战,可以概括为“五跨一非”:跨种族、跨文化、跨文明、跨意识形态、跨政治制度和非盟国。非盟国有两层意思,一是老大和老二不是盟友,二是老二没有自己可靠的盟国。作为五跨加一非的老二,中国不仅面对大国兴替的一般性矛盾,而且不得不应对由自己“异类”身份而产生的特殊挑战。

近代史上的大国兴替都发生在西方文明圈内,而且都不跨种族。唯一的例外日本,也不完全是个例外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,提出了“脱亚入欧”的口号,全面接受西欧文明,向西方学习;不仅在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法律、科学技术方面全盘西化,也在服装、礼仪、文学艺术、生活时尚等方面极力模仿西方国家,甚至还有人主张同西方人通婚来改造日本矮小的人种。二战后美国的占领,更全面地给日本社会注入西方文明的元素,连宪法都是美国起草的。

总之,日本向往西方文明,只想在西方主导的秩序下争得一个比较有尊严的地位。其次,日本在二战前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挑战国,只在东亚争夺霸权,而且当时东亚地区没有公认的霸主,是列强瓜分势力范围,互相制约的态势。这也给日本提供了空间和机会。

相比之下,一方面是中国的体量,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进程,中国崛起的震撼波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,形成的挑战是世界性的。和日本对西方亦步亦趋相反,中国强调“道路自信,理论自信,制度自信,文化自信”,并且已经在推行“新型国际关系”和“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”,全面主张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和人类前途,引起西方和其他既得利益国家的警惕和对抗是必然的。

“五跨”的必然结果是被西方国家视为异类。哺乳动物对陌生事物的反应有一个最基本的机制,在心理学上叫做“战或逃”(fight or flight)。面对一个实力即将赶上,甚至有可能超过它的异类国家,美国的这个机制已被激活——中国对美国人来说未知数太多了。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,美国的唯一选择是战。如果中国应战,“一非”的后果就会显现:中国注定要陷入孤立、处于弱势。

这不光因为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大,还因为自由主义仍然是世界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,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与之相抗衡。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盟国,军事基地遍布全球。中国即使想结盟,也难找到合适的对象。即使在周边国家,中国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的吸引力也不如美国。这些国家往往害怕中国,觉得美国更有确定性。这里有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对这些国家长期社会化的原因,也有它们对西方文明的一些基本理念认同。

另一方面,一旦上升到老二的地位,全世界都会以下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领袖的期待来审视中国,使用的标准大大高于普通国家。中国会处处感到被苛求,遭遇双重标准。在这种态势下,硬拼就有可能会夭折在崛起之路上,必须想办法化解冲突。

三方面再造关系

再造中美关系的基础可从三个方面着手。首先,中国必须在更高、更广的格局上转换角色、定位自己,在更高的标准下掌控自己的行为和政策。这在国内外都是如此。要讲信义,遵守游戏规则,履行义务,决策更透明。在国内治理上要大大提高法制和民主的水平,因为国内的水平必然反映到国外的行为方式上。不能将国内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“有利就执行,不利就不执行”那一套搬到国际上,而且要习惯被别人批评,不能一触即跳。

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提升的机会,例如贸易战里美国的许多要价,都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是一致的。外来的压力正好可以促进国内的改革,国内更高的市场化和法治水平,则可增强西方国家与中国打交道的信心。

第二,要在价值观上和世界主流兼容。五跨的大国兴替,在近代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。最成功的一次交接——大英帝国让位于美利坚合众国,得益于两国之间的文化历史渊源,中国则没有这个有利条件。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,中国必须防止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对抗,避免陷入新冷战。“中国威胁论”的一大根源,就是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,是对他们的基本价值和理念的威胁。只有强调价值观上的相辅相成,方能减少“异类”的隔阂。

对西方民主自由等“普世价值”,不是反对而是超越,即在实践这些价值上做得更好、更有成效,同时引入其他一些能广为接受、能更好促进发展和稳定的价值。反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超越才能引领国际社会舆论,增长软实力,化解遏制和对抗,实现和平崛起。

第三,将“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重点转到西方国家,以求达到共存共治共享的目的。要同西方国家,尤其是美国,一道合作干几件全球治理方面的大事。只有共同事业的纽带,才能防止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控制中美关系的主线。在全球化的条件下,这种机会有很多,比如反恐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(TPP)、朝核、世界贸易组织(WTO)改革、联合国改革、维和行动、气候变化、环境保护等。可以考虑将“一带一路”扩大为世界经济相通相连、基础设施建设的事业,让发达国家充分参与。

对美国采取攻势是不智之举,但中国绝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。过去40年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,蕴含了许多宝贵的经验,在道路、制度、理念和文化上都有许多优势。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关注和总结中国的经验,并且往往比中国自己总结得还好,因为他们没有官方意识形态宣传和说教的干扰。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上都遇到很多困难,中国的经验对他们有借鉴的价值,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和帮助。今后,在力量对比更有利于中国时,他们也会更乐意倾听。资本主义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所遭遇的结构性困难,造成社会主义思潮在一些国家抬头,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利好的消息。

但中国没有理由沾沾自喜、固步自封,因为中国也没能解决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,例如贫富分化、债务问题等,维稳也过度依赖高压。社会主义扬弃和取代资本主义是个长期、充满探索的过程。邓小平的“韬光养晦”就是在摸索和总结中,逐渐形成和认识自己的优势。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,中国才有话语权,才能为世界做贡献,中美双方才能在互利的基础上形成建设性的互动。

“百年不遇的变局”需要的不是以“定力”为借口的不作为,和“四个自信”掩盖下的守旧,而是积极进取、主动变革,而且是大幅度、升级式的变革,尤其是在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。中国目前面对的巨大压力,也给中国一个大幅度提升自己的动力。提升后更强的兼容性,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基础。

(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