赖内阁下台前的重大政策 由谁负责?

就在行政院长赖清德宣布将率内阁总辞的同一天,行政院院会通过了一个“扩大内需”方案。综观这个报告的内容,虽然大多都是旧的政策或既有政策加码,但也不乏“研拟中”的新政策。重点不在这些新旧政策的好坏,而在政策的政治责任,以及宪政体制是否紊乱的问题。

赖清德辞职之议,早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九合一选举揭晓当天,便已提出。虽然这段期间,外界对赖清德的去留如坠五里雾中,没有确切资讯,但至少到底走不走,赖清德自己是了然于胸的。也就是说,从那时就辞意坚定的赖清德,在某种程度,已形同进入“看守内阁”的性质。

但这一个多月来,赖清德的表现却并不像是个“看守内阁”。几个重大决策,都令外界侧目。如本来要做又转弯的强制机车ABS,本来预定今年上路的洗选蛋政策,还有雷声大雨点小的“红包之乱”等。从好的方面看,赖内阁算是“奋战到最后一刻”,但从宪政角度看,既然下台在即,重大政策做或不做,不是应该交由新内阁来做决定,否则政策成败由谁负责?

更吊诡的是,政策上的积极,无法掩盖“看守内阁”的残破。内阁三十多个部会,就有多达七个首长出缺。回头来看,赖内阁不是“不补人”,而是“不能补”,因为补了横竖也很快得总辞,等于白忙一场。于是,几个部会群龙无首,成为蔡政府的大笑话。

犹记得二○一六民进党胜选后,长达四个月的总统交接期,民进党一再要求马政府的“末任行政院长”张善政,应该严守宪政分际,莫再对重大政策做决定。虽则时空环境不同,当时涉及政党轮替,如今执政的仍是民进党;但宪政的运作,和责任政治、政治伦理的基本原理,不会因政党的因素而改变。赖清德虽率内阁总辞,争议却不会因此消失。